郝柏村偕李登辉、李国鼎、陈履安等访视中科院。（国史馆提供）

前文〈五之九〉刊出后，关于1985年8月27日郝柏村指示IDF战机推力及响尾蛇导弹、麻雀导弹的配置挂载原则时，笔者问“郝柏村的重点似已离开核武发展，或是核研所仍在默默进行，实际情形不得而知。”张宪义博士回应：“当郝柏村视察中科院时，如有黄代院长在场，他从来没有去过核研所。”这是一个令笔者不理解的状况：如果黄代院长在，郝柏村不去核研所视察。说明对于核研所的工作政策上，黄代院长和郝柏村之间有心结？还是在核研所事上，由郝柏村全权处置，黄代院长不得插手？那麽，当郝柏村离开中科院后，黄代院长会来到核研所指示工作吗？主要的问题是，在1988年1月20日被美国叫停之前，核研所日常的工作是在做核武研发吗？

本专栏连载以来，蒙中时新闻网之言论频道〈史话〉支持，开始有中科院前资深人员陈胜朗、朱伟岳、刘锡辉等先生刊登相关文章，回忆往事，交换意见，至为珍贵。笔者在这段过程中，发现中科院似乎并没有一份完整的“院史”，笔者以外人身份参与写作，拼拼凑凑，见树不见林，甚有一些判断上的谬误，若无张宪义、贺立维、陈胜朗、朱伟岳、刘锡辉、陈卫里诸先生的回应与支持，自无可能继续下去。中科院自先总统蒋公指示创立以来，已有半个世纪，期间历经艰难困苦，终于完成了战机、导弹的研制工作，对于中华民国的雪铁龙军事战备能力有开创性的巨大提升，令人感奋。至于核武发展，虽功败垂成，然责不在我，参与者仍感与有荣焉，并且对于我国核能发电卓有贡献。

因此，笔者寄望未来有更多的中科院雪铁龙参与中科院的往事回顾写作，让大家对中科院的人与事有更多的认识，相信这对于中科院今后的发展有所启示，并且对于年轻一代的中科院人产生激励的作用。相信只要有确实的目标，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日积月累，必然可以成就大事。至于资源，永远是不足的，成功取决于当事人是否有奋斗不懈的决心，中科院过去的成绩完全说明了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在中国大陆方面也完全是一致的，他们在资源更匮乏、薪资更短少的环境中工作，却产生了令西方人瞩目的成果。可见中国人的素质并不弱于西方人，只要努力，就有结果。

本文原来发之于张宪义事件，然自阅读郝柏村日记中相关纪录后，许多论述方面并不直接和张宪义事件有关。待笔者导用郝柏村日记完毕以后，再回归本题，并期望“张宪义专栏”有一个华丽下台的身影。至于之后要写何种题目，还在思考中。

上礼拜，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好友习贤德教授遽然过世，享年七十，朋友们具感震惊与惋惜。他在2004年出版的《统独启示录－导弹危机下的台海和战选择》中提及张宪义事件，对笔者很启发。他是笔者所知蓝营朋友中极少数主张台湾应该有核子武器的一个人，不知这有没有影响到他退休后计划到大陆任教的困难？习贤德曾经告诉笔者与同席餐会的朋友们，他是习近平的远房堂兄，“高级外省人”郭冠英对习贤德一向多所亲近，可能盼习贤德在“党中央”方面予以美言，待“解放”后，我等至少可保身家安全。过去我们经常在幻想和现实之间穿梭，开玩笑中亦反映出我们集体没落的情景，笔者以此“极短篇”纪念习贤德。

以下资料摘自郝柏村的《八年参谋总长日记》，（天下远见出版，2000年），笔者在每一条相关日记记载后，做出自己的意见。前文〈五之九〉，叙述至1985年9月21日。

9月22日，晚八时总统在七海召见，询问中共在东海潜射导弹事，这是中共企图与美苏在太平洋海权争霸的先兆，至于犯台，是用不著潜射导弹的。总统与余谈及李亚频被捕事件，余乃报告警总于五、六月间拟逮捕李氏。余以为：一、为选举原因而借口逮捕，动机不光明正大；二、《国际日报》为中共宣传，却是在美国出版，国内偏激杂志为中共宣传者多未法办，现独办李，主题不正；三、选举将至，时机不当。总统同意余之看法，认李案为不幸事件。余进而建议该案应顾及政府面子，及早释放李，免使中美关系、国家形象于刘宜良案（江南案－笔者按）后再遭重大伤害。此事本非我职责范围内事，惟坦诚报告。总统告余：“你今后有任何意见，均应坦陈。”总统亦谈及情治单位今后应如何调适的问题，余自无提出立即具体意见。

（对于中共在东海潜射导弹事，经国先生和郝柏村总长当时的判断十分准确，重点不在台湾，而针对美国与苏联。此事发生突然，1985年9月，中共甫过文革八年多，政治环境未臻稳定，经济仍相当落后，却在改革开放初期，从东海由潜舰发射导弹，其中的内幕应不单纯。当时中国（中共）与美国建交六年，双方正在磨合，说中共东海潜射导弹志在“沛公”，笔者颇觉奇怪，不太合理。某个角度看，不无中共左派与保守军方势力对于当时中共内部的党政开放政策、社会中愈加自由的气氛以及一些年轻人的奇装异服、写新诗、画新画、摇滚乐、搞同居、烦厌马克思教条等离经叛道现象，而深感不满与表现出的反射政治动作，笔者认为这是直至1988年酝酿1989年六四事件的先兆。

笔者1980年在美国留学时，适逢大陆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笔者所见，多为中老年知识分子，有的已白发苍苍，行动缓慢，精神紧张，生活条件非常拮据，国家只给每人每月二十美元生活费，笔者对于这些老乡们生活不方便处尽力照顾。然他们学习极为认真，笔者见证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和这些中老留学生的先后返国贡献有密切关系。当时大陆整体的科技知识和实作能力和美国的差距可能达半个世纪，却在四十年的奋斗与努力后在部分方面达到美国的水准，令人敬佩。至于当时中共在东海潜射的导弹是否合于国际潜射弹道导弹(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SLBM)规格，未见相关资料。

关于李亚频案，《旺报》-〈史话〉于2013年7月18日有所报导。1985年9月17日，警备总部以“涉嫌迎合中共统战阴谋”、“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宣传”、“鼓吹国民党当局与中共和谈、三通，为中共的统战阴谋推波助澜罪名”等罪名，逮捕返台的美国洛杉矶华文《国际日报》发行人、高雄市国际商专董事长李亚频。9月18日，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认为台湾当局逮捕李亚频，“与民主政治的观念不符”，19日，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索拉兹发表声明，说台湾方面逮捕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李亚频，“乃为对美国人民和法律极不尊重的行为”。行政院长俞国华出面，说李案将“依法公平处理”。26日，李亚频获释，距离李亚频遭逮捕仅九天，郝柏村向蒋经国总统报告后四天。此事中华民国政府可谓得不偿失，于法、于理、于情皆站不住脚。

按《郝柏村回忆录》，其中说郝柏村在1985年11月访美，17日与美国务次卿伍夫维兹在水门饭店会谈时，伍氏即表示“刘宜良案及李亚频案，担心会造成美国人认为中华民国也是另一个独裁政府。”（页304）（这两件事都属于“乌龙事件”，其等纵有其不当之处，然恶与罚皆不至于此。而事后政府不断厘清解释，形同出尔反尔，对于中华民国、国民党以及坚定支持政府的同胞伤害极大。当时蒋经国总统的身体健康情况日益衰弱，接见郝柏村等要员皆在其大直七海寓所。

情治系统在经国先生任行政院长以后即缺乏实质性的最高领导与运筹中心，各单位形同“自主管理”，多年来的反共与反台独逻辑深入人心，各单位基于“爱党爱国”心切，皆自发自动地如同血液中的白血球扑杀“敌人病毒”，殊不知渐渐养成了白血球过多症，造成中华民国的体质性病变，被台独人士振振有词地攻击与“告洋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喜国民党的形象，以至多年来形成了绿大于蓝的台湾社会特征，由于如此，便有原来不少支持国民党的人们深感不满而倾向了中共的中国，产生了蓝与红的混合心理。

这种由极右思维与势力造成的情状，一直左右著台湾社会中泛蓝军的走向；可以推论的是，在大陆，则是极左思维与势力造成的情状，一直左右著中国社会中民族主义者的走向。我们见到，经国先生和郝柏村都不同意极右思维与势力的作法，但是他们恰恰身属这个环境中的领导人，只是有相当开明的心态，但是对于维护党国体制的决心是不动摇的，所以难以有效地约束情治单位，因为情治单位就是党国体制的组成基石。

这说明了国民党的政治属性的一部分，在大陆时期即为如此。而中共的极左属性更扩大与深入党的宣传、政策、教育、军方与国安体系之中，要改变这个状态，就是开明亦不可能。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处。

总的来说，中国人一般习于中央极权的大政府，就是民进党也脱离不了这个凡事都要为老百姓和企业做到尽善尽美服务的大政府文化，而蓝营朋友们不断对民进党政府进行非常细琐的攻击，除了族群情绪，仍然是大政府思维。三民主义其实就是如此的意识形态，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一切为人民，造成人民缺乏自理的心态、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人民一旦可以部分自主，执政党与政府便感失落，认为是反党反政府，立即就要压抑甚至镇压，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的中国的、台湾的政府共同的情形－笔者按）

9月24日，余今日告知陈守山星期日见总统，谈及李亚频案的意见在美方强烈反应下，吾人平心自省认错，希他参加讨论李案处理时，务主张及早释放，最好在八月十五中秋节前，陈说W先生主张在县市长选举登记截止后再放，余以为愚不可及，更显示当初逮捕动机不正。自陈文成、刘宜良案后，有人仍无痛切的自省。（陈守山为警备总部总司令，位居上将，若非郝柏村是四星上将，且衔“朝廷之命”而来，陈守山不可能听命，而陈守山将责任推到W先生，应为王升，说想“县市长选举登记截止后再放”，如此可以保留警总做为逮捕人的情面云云。

此事甚为愚蠢，十月初县市长选举登记截止后再放李亚频，难道老百姓就会很高兴地投票给国民党吗？党外不是更振振有词吗？“告洋状”不是声音更大吗？所以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情治首长们的想法，笔者有时候不得不将这样的离奇现象推给共产党在台潜伏份子的“阴谋诡计”。记得文革以后，中共的党员干部不少认为江青是戴笠派入中共的“国特”，要不然怎么可能会杀害这么多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呢？这样的心理和笔者同出一辙，太反常理而难以置信。

而郝柏村说“自陈文成、刘宜良案后，有人仍无痛切的自省”。这话中有话，自陈文成案后，到底是否警总所为，至今仍然没有发展出确切的证据。

笔者据国史馆于2019年12月出版之两册《陈文成案史料汇编》之第二册最后一份文件（页1027－1037），民国85年12月7日行政院给外交部公函所述：“查本案发生于民国七十年（1981）七月三日……关于陈文成原始文件由已离职移居国外之邹小韩保管，……查外交部于上（八十四）年三月接获监察院来函后，即电洛杉矶办事处查明其下落，……邹君对有关单位指称渠与陈文成文件遗失有关一事，至感不平。”

此案至此已产生罗生门状态，也就是说，“谣传”原警总人员邹小韩保管陈文成原始文件，而且居然“已经遗失”。邹小韩本人对此“至感不平”，不知是他根本不是保管人，或他并没有搞丢，而是其他人保管，语焉不详。此案似石沉大海，桌面已断。邹小韩说“由于工作性质难免得罪不肖之徒”，不愿出面澄清，更为奇特，警总办案难免疏失，怎么所办之人多是“不肖之徒”？而且若非警总所为，邹小韩大可出面说明他自己的意见。李登辉总统上任后不久撤消警备总司令部，大量有关文件下落不明。年来就是促转会持机关大印之“朝廷笏节”至相关单位皆调不出必要资料。

此案历经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四任总统四十年来皆查不出实情，令人极感意外。笔者所阅公函时之行政院长为连战，监察院长为陈履安，连战、陈履安等处事尤为公正亲切，笔者相信他们绝不至于有掩盖之意。另，郝柏村在说“自陈文成、刘宜良案后，有人仍无痛切的自省”中，漏掉林义雄案，也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自美丽岛事件以后陆续发生至于刘宜良案的多起不幸事件，至今相关单位与人等并非无痛切的自省，而是当时的社会处境和事后以至今天的社会变迁差距越来越大，是非善恶的观念在许多方面几乎一百八十度改变，欲以今天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去理解当年的人们的行为，往往是缘木求鱼。

就像许多人问红卫兵怎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事情，许多当年干过打砸抢的今天已经是七老八十的老先生们，要他们回答，也大多是虽感惭愧，但是根本讲不清楚他们当年的动机和热情是怎么一回事。笔者几乎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张宪义博士如果可以重返他年轻岁月，他会选择配合中央情报局的可能性是低的。因为此事事后证明有不同的作法可以达到相同甚至更好的效果，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到底是外人，难以和在我们当时的弱势处境下有共同的愿望，他们有他们的国家利益－笔者按）（待续）

（龙城飞，原名杨雨亭，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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